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两连降后去年略有回升，银行家底企稳，但仍需居安思危

对于中国银行业而言，资本充足率不仅是抵御风险的“压舱石”，更是支撑实体经济信贷投放的“发动机”，在经历了连续两年的下行压力后，2024年（去年）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终于止跌回升，微幅上涨的数据背后，折射出银行业在盈利放缓与资产扩张之间的艰难平衡，也释放出行业资本“家底”暂时企稳的积极信号。

数据拐点：从“两连降”到“略有回升”

回顾过去几年的轨迹，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曾经历了一段承压期，受宏观经济增速换挡、持续让利实体经济导致净息差收窄、以及信贷投放维持高位带来的风险加权资产快速增长等多重因素影响，部分年份该指标出现了罕见的连续下滑，彼时，市场对于银行“资本饥渴”的担忧升温,再融资压力成为悬在行业头上的利剑。

最新披露的监管数据显示，这一趋势在去年得到了扭转，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实现了小幅回升，虽然回升幅度不大，但这一拐点的出现意义非凡：它表明商业银行通过利润留存的内源性补充，以及发行永续债、二级资本债等外源性工具，正在逐步追上资产扩张的速度，资本消耗与资本补充之间达成了新的、阶段性的平衡。

回升动因：盈利韧性、结构调整与“资本新规”红利

此次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能够企稳回升，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

利润留存依然是压舱石，尽管银行业净息差仍处于历史低位，但去年以来，商业银行通过下调存款利率、压降高成本负债、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等措施，使得净息差降幅趋于收敛，盈利能力的边际修复，为内源性资本补充提供了最基础、最健康的来源。

资产结构持续优化，在监管引导下，银行信贷资源更多向制造业、普惠小微、绿色金融等低资本占用的领域倾斜，部分银行主动压降了同业投资和非标资产，资产端“由重转轻”的趋势明显，在总资产规模保持增长的同时，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速得到一定控制,这直接减轻了资本充足率的分母端压力。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资本新规的落地实施带来了正向效应，去年起正式施行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后续正式稿，对各类资产的风险权重进行了更为精细化的调整，对于投资级企业、中小企业以及优质信用卡资产等，风险权重有所下调，这使得部分银行在计算风险加权资产时获得了“减负”，在分子（资本净额）不变或微增的情况下，分母的优化直接推高了资本充足率指标，可以说，监管政策的红利释放,是此次数据回升不可忽视的技术性推手。

冷思考：企稳不等于高枕无忧

尽管数据出现喜人变化，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银行业的资本管理依然面临“逆水行舟”的长期挑战。

第一，净息差收窄的阴影尚未远去。 当前实体融资需求仍待进一步提振，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处于下行通道，资产端收益率难以迅速反弹，若负债成本改善的边际效应减弱，银行盈利将继续承压，内源性资本补充的能力将受到考验，一旦利润增速跟不上风险加权资产增速,资本充足率仍有掉头向下的可能。

第二，分红与资本积累的平衡难题。 上市银行普遍面临较高的分红预期，在盈利能力减弱的环境下，既要维持投资者回报以稳定股价，又要留存足够利润以夯实资本，二者之间的张力正日益加大，部分银行可能被迫在未来降低分红率,或需更频繁地诉诸外部融资。

第三，局部风险暴露的潜在消耗。 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等重点领域的信用风险化解仍在进行中，虽然整体不良率保持稳定，但若局部风险滞后暴露，拨备消耗加大,将直接侵蚀核心一级资本。

第四，外源性补充渠道存在约束。 对于众多非上市中小银行而言，通过股市增发、配股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门槛较高，部分中小银行仍面临资本补充工具单一、成本高企的困境,这决定了行业整体资本充足率的回升基础并不完全牢固。

在“稳”与“进”之间寻找长期支点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在经历两连降后回升，是中国银行业在复杂环境中交出的一份“韧性答卷”，它证明了行业在政策引导与自我调节下具备一定的抗压能力，这更应被视作一个喘息与修整的窗口,而非终局的胜利。

未来的资本管理，银行业需要在服务实体经济与保持财务稳健之间走“钢丝”，更需从“规模情结”转向“价值创造”，只有真正提升资本使用效率，从高资本消耗的粗放扩张转向精细化的风险管理与轻资产运营，才能让核心一级资本的“家底”不仅出现“略有回升”的反弹,更能构筑起穿越周期的长期坚固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