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就中国价格，从规模优势到规则话语权的战略跃升

当我们谈论国力时,往往想到的是高速铁路的里程、航天工程的壮举或数字经济的浪潮，有一种力量更为基础、更为渗透，它静水深流般地塑造着全球财富的分配格局，这就是“价格”，打造与国力相匹配的“中国价格”，不仅是一个经济命题，更是一项关乎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抉择，它意味着中国要从全球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乃至核心塑造者，让价格信号真实反映中国的供需力量、要素禀赋和价值判断。

从“世界工厂”的悖论看“中国价格”的战略缺失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深刻嵌入全球体系，却面临一个令人深思的悖论：我们买什么，什么就贵；我们卖什么，什么就便宜，作为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在铁矿石、原油、铜等关键资源上付出了巨大的“亚洲溢价”；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出口国，无数质优价廉的商品却未能收获应有的品牌与价值红利，这背后，是定价权的旁落，大宗商品的基准价格多形成于芝加哥、伦敦的期货交易所，国际贸易规则与标准由发达国家长期主导，我们的规模优势，未能有效转化为议价优势；我们的要素投入，未能充分凝结为价值高地。“中国价格”的缺失，使得我们在全球价值循环中，单向承担了输入型通胀压力与输出型福利流失，这与我国的经济体量和贸易地位极不相称。

匹配国力的“中国价格”的深层内涵

新时代的“中国价格”，绝非简单的低价或高价策略，而是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价格形成与发现体系，其核心要义在于体现三个维度的“匹配”。

是规模需求与价格影响力的匹配。 这意味着在全球资源性产品和大宗商品领域，中国庞大的真实需求和贸易量，能够通过我们自己的交易平台、期货品种和价格指数，对国际基准价格产生决定性影响，形成反映亚太地区供需格局的区域乃至全球定价中心。

是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的匹配。 在新能源、数字经济、高端装备等我国具备创新优势和全产业链能力的领域，“中国价格”应能充分体现技术、服务、绿色、标准等高级要素的价值，让中国制造、中国服务摆脱“物美价廉”的路径依赖，在全球价值链上攀登至更高位置。

其三，是发展模式与规则理念的匹配。 “中国价格”应成为承载新发展理念的载体，它应内化绿色发展的成本与收益，通过碳定价、绿电交易等，为低碳转型提供清晰的价格激励；它应体现包容性发展的诉求，让价格信号引导资源向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方向流动；它应遵循安全发展的边界，在关键战略物资和核心技术上，形成可靠、具有韧性的价格保障体系。

铸就“中国价格”的系统性路径探索

打造与国力匹配的“中国价格”，是一场涉及市场、制度、科技与观念的系统性变革，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唯有在关键处落子，于深水区行舟。

构建强大的全球资源配置与定价基础设施。 需要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等为战略支点，加快建设和完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期货市场、现货交易平台和权威价格指数，有序推进市场双向开放，吸引全球投资者、生产者和贸易商参与，提升市场的深度、流动性与国际公信力，尤其要在原油、天然气、铁矿石、农产品等战略性品种上，持续发力，将我国庞大的采购量转化为标准化的、被全球认可的价格信号，逐步改写既有的定价版图。

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重塑价值内核。 “中国价格”的底座是产品与服务的独特价值，要摆脱低端锁定，必须依靠持续创新，在技术、设计、品牌、标准上构筑护城河，当中国产品成为技术领先、品质卓越、服务完善、绿色低碳的代名词时，其价格自然就拥有了超越成本竞争的解释力与话语权，这要求我们将科技自立自强、制造强国建设与品牌强国战略深度融合，让创新溢价成为“中国价格”的坚实支撑。

拥抱数字化时代的价格发现新范式。 数字经济为重塑价格形成机制提供了换道超车的机遇，应积极利用中国在平台经济、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领域的优势，探索更透明、高效、智能的价格发现模型，推动数据要素赋能传统产业链，通过供需的精准对接和智能预测，减少价格扭曲与资源错配，在数据、算力等新型生产要素的交易定价上，率先提出“中国方案”，引领规则制定。

以制度型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价格治理。 从规则的适应者转变为共同制定者，要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证监会组织等全球金融经济治理平台的议程设置与规则修订，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多元、反映新兴市场诉求的大宗商品定价体系，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框架下，稳步提升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和计价中的使用比例，降低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为“中国价格”的国际化流通创造良好生态。

打造与国力相匹配的“中国价格”，是一条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必经之路，它不是零和博弈，而是致力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均衡稳定的全球经济新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当“中国价格”真正成为全球市场上一个可信、可靠、可预期的价值坐标时，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贡献，也将抵达一个全新的高度，这一进程，考验的是战略定力，比拼的是制度耐力，最终撑起的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荣光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