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菜市场快要收摊了。我在一个老奶奶的菜摊前停下，想买一把青菜。她动作很慢，手指关节粗大，像老树的根。我等着，看她一点点把菜上的黄叶摘掉，然后用一根稻草绳仔细捆好

就在她把菜递过来的瞬间，旁边突然冲出一个骑电动车的小伙子，车把挂住了菜摊的塑料布，稀里哗啦一阵响，几把青菜掉在地上，一个盛着零钱的铁盒子也翻了,硬币叮叮当当滚了一地。

小伙子没停,甚至没回头看一眼。

老奶奶愣住了，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我蹲下身帮她捡硬币，一枚一枚，有的滚到了下水道边上，沾了泥水,她的手在微微发抖。

“你怎么不喊住他？”我问。

她摇摇头：“喊他做什么呢？他也不是故意的。”

“可他应该道歉。”

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平静，平静得像一口古井：“小伙子，有些人一辈子都没学会说‘对不起’这三个字，你喊住他，他也不会说，说不定还要骂你多管闲事。”

我把硬币放进铁盒子里，心里像堵了一团棉花，她把散落的青菜捡起来，掸了掸上面的灰，又摆回摊位上，黄昏的光斜斜地照过来,把她花白的头发染成淡淡的金色。

“我孙子今年十岁了，”她突然说，声音很轻，“我教他，踩了别人的脚要说对不起，打碎了东西要说对不起，做错了事要说对不起，他学得很快。”

她顿了顿，低头整理着青菜，像在自言自语：“可等他长大了，会不会发现，这世上很多人都不说对不起？会不会觉得，奶奶教他的东西，没用？”

那一刻,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拎着菜走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我想起小时候，父亲带我去公园玩，一个中年男人骑车撞了我，我摔破了膝盖，男人停下车，蹲下来看我，连声说：“对不起，小朋友，对不起。”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帮我擦掉膝盖上的土和血，那个手帕是深蓝色的，上面有白色的格子，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他说完“对不起”之后,我忽然觉得膝盖没那么疼了。

“对不起”这三个字是有重量的，它像一根线，能够把两个因为意外而断裂的世界，重新缝合起来，不说，就永远有个裂口；说了,风就能慢慢从那里吹过去。

可我也知道，这世上有很多人，把那三个字看得太重，他们觉得那是低头的象征，是认输的耻辱，是把自己交到别人手里任人处置，所以他们咬紧了牙关，即使心里知道错了，也绝不开口，仿佛一开口,自己就会碎掉。

他们不知道，真正碎掉的,是那个等着道歉的人。

我回到家，把菜放进厨房，母亲在客厅看电视，声音开得挺大，我走过去，看见她侧着头靠在沙发上睡着了，茶几上放着一杯凉透的茶,旁边是她的老花镜。

电视里在放一个调解节目，一个中年男人对着镜头，声泪俱下地对他母亲说：“妈，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想跟您说声对不起，当年我不该那么倔，不该离家出走……”

他母亲坐在对面，手帕一直按在眼角，台下的观众在鼓掌,有人抹眼泪。

我突然有些恍惚，为什么一声“对不起”，非要等到彼此都老了，非要等到上了电视，非要等到全天下的人都在看,才能说出来？

我把电视关了，母亲醒了，迷迷糊糊地问我：“怎么关了？正看到关键地方。”

“那人要道歉了。”我说。

“道歉了就好，”母亲坐直了身子，揉了揉眼睛，“母子俩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早点说，哪用蹉跎这么多年。”

我看着母亲，她或许永远不知道，她随口说的这句话,比电视上那一整场节目都重。

那天晚上，我坐在书桌前，想给一个人写封信，那个人是我中学时最好的朋友，高二那年，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我们闹翻了，具体是什么事，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我们都觉得自己没错，谁也不肯先低头，后来他转学了,我们再也没有联系。

现在想起来，那件事真的太微不足道了，像一粒沙子，可我们俩都把那粒沙子攥在手里,攥了很多年。

我铺开信纸，写下第一句：“我想了很久，觉得还是应该对你说……”

笔尖悬在纸上,迟迟落不下去。

不是因为犹豫，而是因为，我仿佛看见那个菜市场的老奶奶，看见她捡硬币时颤抖的手，看见她平静如古井的眼神，她一辈子没等到那句“对不起”，可她也一辈子都没停止教她的孙子说“对不起”。

这世上的确有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学会道歉，他们也许永远也不会,但这不是我们也不说的理由。

恰恰相反，正因为“对不起”如此珍稀，如此艰难，如此容易被傲慢吞没，我们才更应该把它说出来，让该听到的人听到，让等待的人不再空等,让孩子相信奶奶教他的东西没有错。

笔尖落下，墨水在纸上晕开一个小小的点，那个点慢慢展开,变成三个字。

请原谅。

我把信折好，装进信封，明天,我会把它寄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