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这喧闹，终究是退潮了

我记事起,就知道镇子西头有一家工厂，大人们叫它“海龙”，语气里总带着一种模糊的敬意，厂门口的招牌上，是五个遒劲的书法字——“恒天海龙”，红漆有些剥落了，但每一笔每一划都还清晰地刻在砖墙上，小时候上学放学，总要路过它，高高的院墙遮住了里面的光景，只看见一排排灰扑扑的厂房，连窗玻璃都蒙着经年的尘，最显眼的是那根红砖砌成的烟囱，像一支搁浅的巨笔，斜斜地指向天，我常常想，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不是真的像大人说的，藏着一条会吐丝的龙？ 后来长大了些，才知道这“海龙”原来不是龙，而是尼龙布，这厂子早先可不只是这个样，老辈人说起来，眼里都放着光，最风光的是八十年代，那时候“海龙”是全县的明星，年轻的小伙子大姑娘，挤破了头想进厂，穿上那身印着“恒天海龙”字样的蓝色工作服，走在路上，腰杆都比别人挺得直，厂区里有礼堂，周末放电影；有澡堂，热水常年供应；食堂的菜，油水足得能拌动白米饭，三班倒的机器车间里，梭子声像是永不停歇的潮汐，一浪接着一浪，那匹匹裁下的尼龙布，被码得整整齐齐，像等待检阅的士兵，从这里运往天南海北，父亲那时也在厂里做学徒，他说他师傅，一个姓陈的老头，跟尼龙打了半辈子交道，手往那热腾腾的布面上一摸，比眼睛还准，哪根纱不对，哪处张力不均，一清二楚，那双手，粗糙得像树皮，却养活了车间里十几号人，父亲说，那时候下班，从厂门里涌出来的人潮，能堵住半条街，女人们在水龙头前冲洗着沾满浆料的手，肥皂沫子顺着水流走，带走一天的疲惫，也带走一个时代的喧闹。

九十年代以后,国营的体制像一件旧外套，越来越不合身，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私营的作坊如雨后春笋，他们更灵活，更便宜，而“恒天海龙”这头巨兽，却因为体量庞大，转身迟缓，渐渐显出了疲态，订单少了，机器开开停停，车间里的梭子声，变得稀稀落落，像秋后的蝉鸣，断断续续的，再后来，连断断续续的声音也没有了，厂子停了产，那根大烟囱便彻底沉默了。

我上高中时,每天骑车路过，那扇曾经车水马龙的大门紧闭着，一把大锁锁住了最后的辉煌，只有招牌上的“恒天海龙”四个字，还在风里雨里，守着一种近乎顽固的体面，听说也有人来谈过收购，也改造过，但终究没能让机器重新轰鸣起来，厂区成了野猫和废弃品的天堂，有一回，我从墙缝里望进去，偌大的车间空空荡荡，几台锈迹斑斑的织机像年迈的巨兽，伏在积满灰尘的地面上，一缕阳光从破损的天窗漏下来，照在“安全生产”的标语上，那几个字还依稀可辨，我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仿佛看见一个巨人倒下了，它的影子却还长久地覆盖着这个镇子，也覆盖着我这一代人的记忆。

十几年后,我很少回镇子了，但“恒天海龙”这四个字，却像一个旧时的暗语，藏在心头。

前些日子,因为要办点事，我又回了趟老家，车子经过西头，我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那扇大铁门依旧锁着，院墙更高了，像是要把过去彻底封存起来，只是那几个字的招牌，已经被一块崭新的、闪着烤漆光泽的金属牌取代了，上面写着什么“科技创新产业园”，门面也经过了修葺，贴上了灰白色的仿石砖，挂着几间小公司的招牌，那种旧日工厂的粗粝和亲切，荡然无存了，我竟有些失落，像一个寻访故人的人，却发现故人的院子里已经换了主人，种上了整齐划一、却毫无生气的草坪。

那天傍晚,我遇见了一位老邻居，聊起往事，他叹了口气说：

“海龙啊，早没啦，起先卖给了一个搞贸易的，后来说是开发房地产，再后来，地又倒了几手，现在里面都是些小公司，卖饲料的，做防盗窗的，还有个什么直播基地。”他顿了顿，目光越过我的肩头，望向那片已经面目全非的厂区，轻轻地说：“前年拆老车间的时候，他们从地底下挖出来一块奠基石，上面还刻着‘恒天海龙，基业长青’呢，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

我沉默着,我终于明白了，我怀念的，从来不只是那几台轰鸣的机器，不只是那个曾经红火的工厂，我怀念的，是机器轰鸣声里，那一代人那种笃定的、相信明天会更好的呼吸，是下班的人潮里，那些疲惫却踏实的笑脸，是这些平凡而具体的生命，曾经在“恒天海龙”这个巨大的名字下，找到的属于自己的位置和价值，时代像一个匆匆的旅人，它不断地向前走，随手抛弃那些不再需要的行囊，而被它抛弃的，却往往是几代人沉甸甸的一生。

那根烟囱大概也早已被拆除了,我没有再去看，我知道，就算它还立着，也再也不会指向那个我记忆里的天空了，天色暗下来了，我站在路边，看着汽车一辆辆驶过，扬起干燥的尘土，在飞扬的尘土里，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个厂门，看见了那几个字，红漆剥落了，却还紧紧地贴着砖墙，像一个固执的守夜人，守着一条已经不会醒来的龙，而我知道，那条龙，已经永远地游走了，带着一个时代的涛声，潜入了岁月的深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