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在科创上落后中美？专访欧洲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韦洛索，欧洲并非技不如人，而是陷入了规模化悖论

当全球的目光聚焦于硅谷的人工智能变革与中国庞大的应用市场时,关于欧洲科创实力“掉队”的论调不绝于耳，欧洲是否已永久性地输掉了这场关于未来的竞争？在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院长弗朗西斯科·韦洛索（Francisco Veloso）看来，答案远非简单的“是”或“否”，在近日接受专访时，韦洛索院长剖析了欧洲科创生态的深层症结：欧洲缺的不是天才的大脑，而是将“科学的火花”燃烧成“产业的燎原大火”的生态系统。

欧洲的A面：不可撼动的“智商”高地

“如果你只看基础研究的底蕴，欧洲非但没有落后，反而在很多硬核科技领域处于领跑地位。”韦洛索的观点斩钉截铁。

他指出,从量子物理到合成生物学，再到脱碳技术，欧洲拥有世界上最密集的顶尖智力资源，德国的马普学会、法国的INRIA、瑞士的苏黎世联邦理工，这些机构仍在源源不断地产出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韦洛索强调，欧洲的科创根基更像一种“深科技”，在这种需要长周期、高耐心资本投入的领域，欧洲的抗风险能力和学术严谨性远超短期逐利的市场。

这种优势恰恰构成了问题的另一面。

落后的不是“技术”，是“规模化”

“欧洲在科创上落后于中美，这句话如果成立，那指的是‘商业闭环’的落后，而非‘智力原始积累’的落后。”韦洛索尖锐地指出欧洲存在一种“规模化悖论”。

他观察到,欧洲的初创企业往往在实验室阶段表现惊艳，但一旦进入从“0到1”甚至从“1到100”的规模化阶段，就容易陷入“欧洲分裂症”，他解释道：“美国有统一的市场和语言，中国有海量的同质化人口和超大规模的制造能力，而欧洲呢？我们有27个成员国、24种官方语言、碎片化的资本市场和迥异的监管体系，一家葡萄牙的AI初创公司如果想进入德国市场，面临的文化和监管转换成本，几乎等同于一次跨国二次创业。”

韦洛索认为,这种物理和制度上的破碎感，导致欧洲资本的风险偏好极低，欧洲不缺资金，但巨额财富大量沉淀在保守的家族办公室和养老金中，难以像硅谷那样形成“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高度衔接的接力棒机制，在人工智能大模型这类极其依赖数据和算力扩张的领域，欧洲企业往往因为找不到统一的内部市场支持而在成长期被美国巨头收购。

拒绝盲目模仿，重塑“欧洲式创新”

面对追赶压力,欧洲该如何破局？韦洛索给出的答案并非“复制硅谷”。

“欧洲不需要再建一个谷歌，欧洲应当成为全球‘可持续创新’的绝对标准制定者。”韦洛索指出，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创新的定义正在发生位移，过去十年，创新意味着更快的代码和更大的流量；未来十年，创新可能意味着更低的能耗、更精准的医疗和更韧性的供应链。

他特别提到,欧洲正在兴起的“企业风险投资”与“工业技术”结合的模式，是中美不具备的独特优势，欧洲传统车企巨头在固态电池领域的反向孵化，以及奢侈品集团在生物基材料领域的深度介入，这体现了欧洲将工业遗产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能力。

教育：被忽视的“第三极”变量

作为商学院院长,韦洛索认为，欧洲科创生态最容易被低估的短板其实在于教育心智——既包括创业者的管理教育，也包括社会的失败容忍度。

“我们培养了优秀的工程师，却往往把他们训练成了规避风险的咨询顾问或银行家。”韦洛索反思道，商学院的责任在于培养既懂技术语言又懂商业叙事的“双语人才”，去架设那道从实验室到董事会的桥梁，他透露，INSEAD正在推动将设计思维与人工智能课程深度融合，目的就是培养敢于在全球复杂棋局中落子的领导者，而非坐等条件完美的观望者。

一个清醒的追赶者

在采访的最后,韦洛索用了一个精妙的比喻：“中美在短跑赛道上争夺胜负时，欧洲看起来是落后的；但当这场竞赛变成一场需要耐力、判断力和全局观的铁人三项时，欧洲或许并未真正下牌桌。”

在他看来,与其追问“欧洲何时能赶上中美”，不如探讨“欧洲如何定义下一阶段的增长模式”，欧洲的科创未来，不在于成为一个更大体量的硅谷，而在于能否利用其制度厚度和可持续价值观，在讲究速度的科技洪流中，修筑起那条属于“深而慢”的护城河，前提是必须痛下决心，拆掉那些阻碍规模和风险的内部高墙。